转引自郭晓飞：《对一起同性卖淫案的法理学解读》，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第133页。

这种教学是对科学研究所得的成果的具体传播，是以对未知的探索和发现为基础和前提的，所以，教学自由本质上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讲授或发表自由，以及教学题材、内容、方法、形式、时间、场所的选择自由。[19]综上所述，之所以不宜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文化权利的一种形式或组成部分，是因为 文化权利作为一个法学范畴，同时被运用于宪法学和国际人权法领域，但是，不论是在宪法学领域还是国际人权法领域，也不论是在法源层面还是在法解释层面，文化权利都是一个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的概念，这必然使文化权利作为一个法学范畴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依照德国判例和学说的见解，所谓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其国民之法益及宪法上所承认之制度的义务，特别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国民之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财产等之义务。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如果不把科学研究放在大学任务的首要位置，大学就会沦落为单纯传播知识的机器，难以担负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使命。[30]现代大学作为产生、发展与传达知识的学术殿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结构。大学内的最高决定权应该操在由教授组成的团体及教授会议手中，并且对校内认识及教学、研究事项享有决定权。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各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国是。并且akademische一字兼有学院的大学的、学术的等意义，因而akademische freiheit也指大学的自由。从另一个角度说，解困要求社会义务的履行，而社会义务的履行又必然使社会权利得以实现。

例如：商法是以确认、保障和促进商事主体的营利为目的的，而经营权得不到保护，营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且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由此再划出所谓的第三法域，就会产生难以区分法律部门的困难。既然扶权论内涵的关键是扶权（帮扶主体的帮扶义务和被帮扶主体需要实现的被帮扶权利），那么，对其深入理解也必然要从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两个方面展开。其实，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形成路径可以作为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等理论基础的形成路径模版，或者说，社会法理论基础的形成完全可以基于社会法价值层面，推衍出能够覆盖所有社会法律法规内容的最根本的理论，就如同行政法从价值层面推衍出控权论一样。

于是积极探讨并提出扶权论，即帮扶主体有义务帮扶被帮扶主体实现被帮扶权利的理论。笔者于前几年大胆提出了社会问题论，但近三年发现社会问题论是基于社会主体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而立意的，没有涉于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关系的研究。

进而还认为，解释保权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论就是保权论，保权论可以被认定为民商法的理论基础。[25]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9页。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力。日本的菊池勇夫也提出作为部门法及法域的社会法的观点。

社会法就是以个人的利害从属于社会的统一整体利益为基本法理的法。[26]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社会权利主体和社会义务主体往往以群体形式出现，其根据在于狭义社会及其法律制度运行的内在要求（社会共助性和成果共享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与社会具有对立性和统一性。

[28]笔者则认为，平衡论也同控权论和管理论一样。（3）社会福利论，即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或者从社会公共产品（包括公益）分享上理解社会法。

汤黎虹：《协同论——社会法的理论基础初探》，《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28]朱新力、金伟峰、唐明良：《行政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8页。

具体来说，没有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劳动就业帮扶义务、社会保障义务、社会服务（人口服务、教育和医疗服务）义务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义务，相关社会主体的相应社会权就难以得到实现。增进社会公益方面的社会义务（人口服务的义务、发展教育的义务、保障卫生的义务、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义务）。三是承认相关其他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关于保护弱者论，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著的《Social Legislation》一书中就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使用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就曾立法规定社会保障，以预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控权论是行政法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理论的简称，产生于英美国家，强调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政府的权力不越出它们的法律规范，以此来保护公民不因权力滥用而受到侵害，其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以及英美普通法传统和法律实证主义倾向影响，[25]在资本主义国家广被采用。再一方面是保障整体经济运营效益的协调性，面对国家、区域、地区、行业之间效益追求的矛盾以及与个体经济运营效益追求的矛盾，需要经济法发挥协调的保障作用，即通过科学配置权利（力）义务（责任）来保障整体经济协调发展。

三、理论基础的前提及相关界分笔者认为：社会法的理论基础研究需要遵循如下考量：（1）作为社会法的理论基础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法律意义上的理论。目前，民商法的理论基础在民商法研究中还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位表述。

作为整体经济效益的经济法价值取向，可以有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是保障以国家、区域、地区、行业为整体与以民商主体为个体的经济效益的一体性，因为整体经济效益是个体经济效益的集合。[17]汤黎虹：《经济法——政府经济管理的法律形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75页。

例如：某些群体遇到就业和劳动中的困难或困境，某些群体遇到养老、失业、工伤、生育、教育、医疗、居住、灾难中的困难或者困境，靠自身的力量往往难以解困。应当探索出能够与相关其他部门法理论基础并行不悖的，反映出社会法特有品质的，覆盖所有社会法内容的最根本的理论。

此后，又经过几年研究，笔者感到社会问题论似乎缺少社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表达，于是将协同论楔入社会问题论，提出社会主体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可能仅靠政府或者某几个人，既然是社会问题，就要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来解决。所说经济弱者论涵盖领域的狭窄性，是指许多弱者未能涵盖其中，诸如：儿童、老人等。可见，实现被帮扶权利必须依靠帮扶义务的全面甚至及时履行。（4）第三法域论，认为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之外的或者是公私法融合的又一法域。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在法律上体现的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诸如民主选举的政党执政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寅吃卯粮），致使国家统治权力在向国民承诺下不断增加社会福利范围，为全体国民创造福利逐步成为社会立法的主流。（3）协同解决解除被帮扶主体的困境或困难要靠帮扶主体的合力。

引自毛德龙等：《近年来中外社会法研究述评》，《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它使社会法所规定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得以最终归属，使其内容的体系受到这种归属的支撑得以形成。

[19]后来发现，社会问题论是基于社会主体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而立意的，同时也是基于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义务主体的作用而立意的，没有涉于社会权利主体及其中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关系的研究，这不仅与其他部门法突出法权的路径不一致，而且与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理不符。（3）扶权论承认其他部门法的理论基础。

扶是指帮扶，从社会法的角度看，特指帮扶主体的帮扶义务。苗连营：《行政法理论基础比较研究》，《当代法学》2004年第1期。【摘要】社会法理论基础的传统理论主要有保护弱者论、社会安全论、社会福利论和第三法域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缺乏现实的可靠性。[29]汤黎虹：《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理论及其根据》，《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所以，按照扶权论的要求，加强社会立法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和繁重的。获得足够的社会保险的群体。

例如劳资冲突越来越激烈，由于长期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超长的工作时间，领取吃不饱、饿不死的饥饿工资，广大劳工被迫不断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社会因此长期处于动荡之中。[24]社会法的价值取向及由此生成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部门法（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及由此生成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

统一表现为共同受益，协调表现为均衡受益。鉴此，社会法也要具体确认和认可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诸如就业、劳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人口服务、教育、卫生、慈善、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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